战后的电影院有如伟大的人文精神学校，该协会就是这人文精神的继承者。意大利公教电影业者协会让人们团聚一堂，建立共融，因而广受赞赏。教宗指出，基督徒蒙召彰显共融，因为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和相遇。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週年，这令我们不禁想起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及他的波兰教会同道给我们处理战后和解的很好的例子。

他们大多是二战后逃到美国的，至今他们仍保持一种特殊的集体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犹太教条，自己的学校，汽车甚至警察。

德斯库尔枢机的一生苦难连绵，他经历了可爱的祖国波兰遭战争蹂躏和战后的艰困时代，最后走上瘫痪病苦的加尔瓦略山。索达诺枢机结束葬礼弥撒讲道时，称德斯库尔枢机堪称为上主的慰藉。

尽管有大量民众死亡，纳萨尔总主教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他说：基督徒希望生活下去……我们正为将来做准备，为战后重建及基督教会与所有东方礼信徒间的合一共融做准备。

这位主教指出，「议程的一大议题在于依循政治途径解决战后社会的种族问题。解决之道必须立基于分权、团结与修和的原则。我认为，现在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时机。

关于这点，圣座主教部秘书长蒙特里西总主教也说：“今天派驻外国的军队大多是为了维持当地战后所达致的和平。为此，这些军人的介入乃是为了保持已经达致的、或正在寻求达致的和平。

陈婶服强调，教会昔日为社会上最有需要、最无助的人服务，例如教会医院最初便是为穷人提供医疗、二战后亦兴办大量学校，但在今天背负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守业’的过程中，贫富悬殊等问题涌现，

神父1930年生于马耳他，战后加入方济会住院兄弟会。他于1955年3月26日晋铎，随即在欧洲展开了数年的传教工作。

随后，教宗也简要地回顾了二战期间和战后梵蒂冈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