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帮助我们不再按世界的标准思想，而按照天主的风格，他成为最末的，为的是最末者必须再站起来，而成为最先的。耶稣的这些问题，和他关于服侍的教导常是不可理解的，为我们不可理解，正如曾为门徒那样。

早年我在山东传教时，就积极地宣传圣召，培养圣召。我在临清监牧区传教时，一个少年萌生修道意向，经过我反复观察确定真有圣召后，我亲自将他送到河北修道，后来这位修士顺利晋铎，如今在罗马进修。

福传主保圣方济各·沙勿略曾奉命到印度传教，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当地人过同样的生活，吃的食物完全与穷人相同，只是清水和粗米，夜间睡在地上。天主曾厚赐他丰富的神慰神乐，以酬报他的艰苦辛劳。

1903年1月1日雅松大愿意到远东传教，并向总会长提出了这个要求。1904年2月13日发终身愿，1904年3月批准她和几位姊妹到远东传教。临行前教宗比约十世召见勉励她们去迎受苦难。

圣保禄宗徒曾祈求天主拿掉他不利于传教的疾病。（格若12：7-8）主耶稣基督面对十字酷刑，在山园祈祷时，也发出惨痛的呼求：“父若可能免这苦杯！但不要照我的意愿，而照你所愿意的。”

当耶稣离开纳匝肋，开始在巴勒斯坦各地公开传教时，他完全和唯一地关心他父亲的事业。

首先，传教士的到来，使中国人通过“地图”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端。其次，晚明王学的反传统思想以及清初的实学与“天学”的进入形成了某些互动。

堂区的环境很重要，良好的福传环境是一种无声的传教，可起到宣传、引导的作用。因此，教堂在环境上切不可杂乱无章，给人带来不良的印象，不可过于严谨，或大门紧锁，给人以教会重地，闲人免进的错觉。

明万历年间，在京任职的天主教教友徐光启，因慈父见背而扶柩还乡，途经南京，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usCattaneo）神父去上海传教。

因着雷鸣远神父“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的精神，以及传教事业的需要，1927年、1929年两个国籍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妹妹会相继在中国土地上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