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我们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牧职培育，展现出牧灵神学的基准为：不管是神职人员或非神职人员，作为信仰团体的领导者在堂区进行牧职服务；在学校和堂区教授宗教课程；在信仰背景下为人们作心理咨询；提供灵修指导；在医院中做住院神父；努力为穷人和边缘人士争取社会正义

天主子在马槽诞生，发动了唯一真实的革命：爱的革命、温良的革命，为无依无靠的人及边缘人士，带来希望和尊严。

这点连教外人士也承认，他们把我们坚信的信理（dogma）译为教条，说凡死板硬套，不容灵活变通的主张，就是教条主义，从他们这个贬义解释，也可看出信理是不容改变的。

包括佛教里面的高僧，也包括那些了不起的西方宗教人士，他们进入极其自由的化境了，那又另当别论。

教宗尤其明确呼吁负有政治责任的人士远离今日占主导地位的功效主义和‘即时主义’逻辑（181）：谁若有勇气这样做，他就会再次认出天主赐予他作为人的尊严，在走完今生旅程後将会留下慷慨负责任的见证

这样的猜想使的得到天主蒙福的人延伸到未来得及受洗礼的夭折婴儿及沒有足够智力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智障人士及未成形的人类胚胎。

第五，教徒中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革派以及同情他们的先进人士。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民教纠纷，从法律角度看，绝大多数属于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或口角微嫌，属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问题。

不过，也有中国教会人士对于教会长期面对物质贫穷显得不耐烦。山西另一位年轻神父说：中国教会的乡村和山村，常以穷困呈现在百姓前，这样一个穷的教会为一群相对富裕的百姓服务，觉得无能为力。

世界人士对天主教的信仰和教义，也许模糊，可是对天主教会的关怀社会，以行动表现博爱的精神，几乎人人皆知。教会对社会的关怀，是不分时代、地域、种族、阶级、语言文化的。那里需要，教会就在那里服务。

当今有的教会人士还在争议孙中山算不算基督徒，或许陆徵祥的这段话给我们提供更广阔维度的思考。陆徵祥得卖国贼骂名的主要在《二十一条》。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迅速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