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说，这或许该由世界主教会议或一次特别的大公会议来作出最后的决定。当被问及他的主教同伴们如何思考女执事的问题时，博德主教回答：「总体来说，他们均思考与该主题相关的内容。

姑且不说耶稣本人十足的反形式主义，单是《宗徒大事录》第十和十五章就已经表明，大公教会拒绝形式主义。

1938年至1949年期间，我的祖母、姑妈和我的父亲就在大公所生活和读书学习。父亲曾告诉我，是天主拯救了我们一家，是大公所的神父收纳帮助了我们。

梵二大公会议教导我们，孩子在父母的成圣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48）。我请你们反思这一点，让耶稣的榜样引导你们不仅仅体现在对父母的尊重上，还应帮助家长发现更加完满的爱”。

保禄曾清楚地说：“你们每次（在弥撒中）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格前11:26）所以，弥撒是十字架上流血祭祀的重现，这是教会在脱利腾大公会议所声明的道理。

资料显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结束时，教会出现神父离职潮。教宗保禄六世（1963-1978）对此深感忧伤，但一般都批准豁免申请。

当时普世教会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进行的改革，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也未能参与。

最后，被问到教会是否支持民主时，加拉格尔表示，早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教宗庇护十二世就已承认民主是一种合乎福音价值的政治体制。

帕罗林枢机接着引用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解释了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或者敌对势力维持平衡。在人民的福祉得到保障，怀着互信的精神自由分享心灵与才华之前，和平不可能降临于世。

早在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天主教会已鼓励宗教交谈，1972年成立“宗教联络委员会”，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因此，1978年10月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成立之初，天主教会已是基本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