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堂望弥撒的人虽然不多，总算有了新的进展，宗座闻讯甚喜，随即派德籍圣言会神父奚伯乃来迪化帮助传教，又拨款在迪化小南门外（今日的和平南路）买了约２００亩土地，经过数年的辛苦，建起了一座圣堂（今日堂院的老堂

我的父亲为人宽厚，母亲为人热情，为显示基督的博爱，母亲曾把一个又老又脏、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接到家中，一直侍候到她咽气。生产队时的困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充分发挥老教友的传统美德，热心福传牧灵，成为了当地教会的骨干。新教友推动本地化阳泉天主堂全天候对外开放，每天来教堂参观的各界人士不断。教堂内设有办公接待室、教理咨询室。

这十几年来老教友越来越少了，年轻教友也不见增多，尤其在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杨佑方教授（1920-2006），圣名达尼老，解放前毕业于天津市工商学院国际系，退休于四川外语学院。教会作家，著有《圣经故事》、《英语圣经词源》、《德肋撒嬷嬷》。）

2001年，我刚满45岁，忽然腰腿疼痛以致全身都不能动，在家躺了半年，有个老姊妹从珠海给我寄了一本《仁爱一生》的书，还有些老人来看望我，给我送药，慢慢地我好起来，但出来跟别人说话也不会说了。

所以我就慢慢地关注上他了：这个神父怎么老在我们村，怎么不回他自己的家？为什么妈妈给他做饭比平时给我做的要好？为什么他要去做弥撒，其他人不去……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送我去火车站的途中，她仍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福传计划，使我很受感动，于是想起了一位老作家书房中的题字：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这两句话不正是张真元的写照吗？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基督教的老姊妹来看我，她的一番话打动了我的心：“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是多么崇高的称呼呀，我们应觉得骄傲与自豪。

没想到一到老家就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格格不入和不安：好几位曾和我非常熟悉的亲友最近不是因为疾病去世了就是因为事故而受伤甚至死亡了；许多教友带着郁闷的眼神不停地问我现在教会准不准许离婚、可不可以堕胎；大街上流浪乞讨的人数似乎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