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科学家弗兰西斯·柯林斯，他在《上帝的语言》这本畅销书里提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主动与人类进行交流并回应人们祷告的上帝？”

林国权先生去世比较早，1983年黄人去宜山教堂买祭台上用的烛台，接待的正是林国权先生，黄人向他汇报了祈祷所的情况，当他得知是为新开办的县城祈祷所购置物品时，就免费慷慨赠送。这件事黄人至今记忆犹新。

我所认识的沙百里神父最早听说沙百里神父是从新加坡的好友林厄玛奴尔口中。林兄曾在法国巴黎留学，得到过沙神父的爱护及照顾。回新加坡后，在负责中联的工作时他曾和沙神父有过合作。

曾荫权夫妇在品茗交谈今年大年初二，曾荫权探访香港大埔林村居民。

幼年及成长时期经历过天灾及战乱与人祸，时值中日八年抗战及随后发生之国共内战，在灾难和战火重重的洗礼下，这些生命中的历炼和苦难，培养了我对未来和人生有着更清楚的了悟。

两年后调回上海浦东陆家嘴和其昌栈做本堂，兼达尼老小学和培尔小学校长。

他还为教会培养了修女，为教会翻译了新约圣经。我们有一个圣经学习小组，成立已经20年了，主教非常关心。

经过两次培训，不仅提高了处理婚姻个案的能力，也为本教区培养了婚姻专业人才，为教会做出了贡献。张神父在备修院任院长期间曾担任杜家庄副本堂神父。经常是回到修院时，晚饭已过，他便到伙房拿一个冷馒头充饥。

新教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培养了大批传道员。其实，中国教会，有大量像杜全忠这样的教会千里马，很渴望接受教会系统的教理培训。他们在教会宣讲的福传力度，不亚于一位神职人员。

“培青工程”被傅主教列为首要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中断过。这是他的遗志，我们会坚持做下去。他还应教众要求，恢复建立了天主教会的骨灰堂，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