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圣经与圣体二者共同维护及滋养我们的超性生命，梵二大公会议也说：“就像因经常参与圣体奥迹，教会的生活得以增长，同样，也由于加倍仰慕‘永远常存’的天主圣言，精神生活必可获得新的鼓舞。”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主教蒙召培养那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3）中也特别提及的人性德行。这些德行对他在履行圣职及与他人交往中有极大帮助。

全球化运动已经铲除了一些藩篱，但这不意味着不会再竖起一些新的藩篱。全球化固然使各国各民族彼此接近，但时空的接近并不会自动创造真正共融与真实和平的条件。

面对忙碌的生活，周守仁神父透过茹素和勤做运动，保持身心健康。当初加入耶稣会、远赴爱尔兰接受培育期间，大量的肉食令他对肉类生厌，转而茹素。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他来到博舍的那一天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日（1965年12月8日）。后来，在他们的生活感召下，有更多的青年男女加入了这个团体。

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文化在传教中的重要性，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上。从那时起，利玛窦开始被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的典范。

老主教在陶成培养接班人上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大公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中青年司铎神职人员的人生信仰追求和奉献服务。

通过这本书，我开始了解北美天主教和天主教大学，略微了解这位圣德非凡、具有卓越领袖气质的圣十字修会神父、校长、教育家、天主教普世运动推进者、民权运动领袖、反核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