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谕定出的一些原则已被梵二大公会议的一些文件所引用。要知道，《和平于地》通谕不只以天主教内人士为对象，而是向全世界的善心人士说话，对象包括教内外所有的人。　　

正如司铎年和信德年有其特殊的时间点和象征意义，奉献生活年也有其特殊意义：2015年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闭幕五十周年，而梵二对奉献生活的重视程度与全新观念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司铎年和信德年有其特殊的时间点和象征意义，奉献生活年也有其特殊意义：2015年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闭幕五十周年，而梵二对奉献生活的重视程度与全新观念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公宗主教的代表团也依循传统，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弥撒。

答案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话：圣德不是别的，而是圆满活出爱德。这也就是说：按照基督信仰所教导的方式和义务来生活。教宗这样强调：重要的是不要让主日没有在弥撒中与复活的基督相遇便度过。

其实他们与公元431年被厄弗所大公会议谴责的聂斯多略异端没有什么关系。只因为他们那时事实上处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便被视作“外人”。在唐朝传教期间，阿罗本得到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征等人的协助。

他从东到西，从柏林到弗赖堡，为让天主教徒感到做信徒的喜悦，为使德国教会坚定于信德，勉励这个教会卸下物质上的负担，为使大公对话和各宗教间关系更牢固、更友好。

因此，梵二大公会议准许在民众参与的弥撒内，可准予相当部分的本地语言，尤其在读经及信友祷词部分，以及按照地方情形，根据本宪章第三十六节的规定，属于民众的部分。[《梵二文献》，54#。]

至于对传统持守不可变易的固化立场，教宗以梵二大公会议后兴起的运动作回应，表示：这样的革新常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并显明圣教会生生不息的活力、天主圣神充满效率的行动和临在。

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片面解释，将敬礼圣体只限定在举行天主召集祂的子民的庆典时刻。这种将信众与感恩圣事的耶稣的关系仅集中在弥撒圣祭内的思想，有可能使耶稣在人整个生活中的临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