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哥维那小村的圣堂成了朝拜、祈祷、研讨会、灵修退省、青年聚会的场所。“来到梅久戈耶的人们尤其为更新他们的信仰生活，而不是为特别的请求”。

通过学习和研究，我了解到中国教会的历史，特别是早期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情况，还有19世纪欧洲侵略者进入中国之后，教会与政府产生的种种矛盾；最重要的一点是，文革时中国信友所遭受的磨难。

今年夏天，欧洲大部分地区气候很不好，西班牙连年干旱，葡萄牙大火烧林，而我们居住的北欧，很少看到太阳，气候凉爽得连白天都要穿毛背心。

以欧洲为例，有些现象令人担忧，例如修会人员年纪普遍老化，又缺乏圣召。但是有其它的献身生活方式正在不断地诞生，而且吸引许多青年。这是令人怀抱希望的原因。

一位与梵蒂冈有很多事务往来的欧洲资深外交人员说：「他是我遇到神父─外交家的最佳组合，但以神父为先。」他续说：「他能够订出议程，寻找机会，同时能够维护教廷的基本立场而不会冒犯或排斥别人。

教宗在结束接见活动之前，提到亚洲某些地区遭受水灾之患，而欧洲某些地方也受到人为火灾的侵袭，有不少人丧生。他为生命和财务的损失感到悲痛，也为生命和生态环境遭到重大威胁感到忧虑。

五十万青年中，绝大多数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其余的则来自欧洲五十个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八百个代表团，甚至有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团体，他们将是明年七月在悉尼举行的世界青年日全球青年大会师的东道主。

欧洲的基督信徒也受到攻击，这种攻击不出于暴力，而来自相对主义的思想。教宗指出：“如果相对主义被视为民主体制的主要成分，则世俗性将有被认为具有排他性的危险，也因此宗教所具有的社会重要性也将被拒绝。

1218年，奥诺利奥三世教宗派遣方济各会士到欧洲、直至摩洛哥传教。1219年，方济各获准前往埃及同穆斯林苏丹见面。教宗特别强调了圣人生活中的这段经历，即基督信仰与伊斯兰对话。

欧洲大陆共获得常规和特殊拨款133,800美元；批准了10个特殊项目。特殊拨款中：4,000美元用于传教员的培养教育；63,500美元用于教区结构体制所需；7,000美元用于使徒工作和社会公益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