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对于当今中国教会，利玛窦的福传思路和方式值得推崇，发扬光大，因为他总结出了一条规律：福传的真理必须与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有机结合，才能为这里的人们所接受，并且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调整、丰富、

两千年悠悠岁月，不知吞噬了多少国家与伟人；多少主义学说被淘汰，多少英雄豪杰被遗忘；多少政治首脑，多少科学泰斗、文人墨客，虽曾叱咤风云煊赫一时，不过最终随时代流逝而被人遗忘。

要解开这些疑惑，我们就要回溯到300多年前的时代。

父亲的信仰及他对信仰的见证，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回忆。

老家虽然是一个有着百年教堂，信友聚居，圣召众多的善牧区，但由于那个特殊的革命时代，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没有受到良好的信仰启蒙教育。

当时台北教区总主教郭若石为宣化时代旧识及有主徒会大修院同学心里便有回乡感觉。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抵基隆港，郭主教派他与牛若望蒙席合办「教友生活周刊」。

教廷与神学家之间的持续斗争，以及教廷最近批评美国修女团体等情况提醒我们，在教会与后启蒙时代世界之间拖延已久的交往中，并无任何井然有序的思想、神学或政治观点。　　　

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

他曾写道：「在此十字架上的是『人类救主』、忧苦之人，祂亲自承受了一切时代的人的身心痛苦，使他们能在爱中找到受苦的救恩意义，以及对一切问题的正确解答」(《论得救恩的痛苦》31)。　　

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教宗当选次日给予了祝贺，但其不灵活地沿用了历史旧译教皇一名，显得不合时宜，与时代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