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分钦佩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为了基督，为了福传，弃亲人、舍国家，不辞千辛万苦，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了中华大地，李保富说：看到他们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与他们所做的更是差之千里。

如今​虽然一位传教士走了，但她及其修会的故事的确还没完。无论是她们创办的学校，还是受其影响而自发成立的希望之友善会、冀望团体，抑或献县圣望会、邢台炼灵中保会，其修会的神恩、使命、精神还在延续着。

我们现今世界不断地发展，因此，有些传教士心中浮躁，认为传教无希望，跟不上潮流，教会世俗化了，没治了。但为何不把中国佛教留给后代的中国人的那份潇洒自在继承下来，并发扬在福传事业上来呢？

他尤其爱看《圣人传记》，他说：“当初那些外国传教士离家弃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艰难福传，有些竟然死在了中国，永远地睡在了中国的泥土里，与国与家永久诀别，这种为福音舍弃一切、不畏艰辛、不惜生命的精神给了我很大鼓励

隐修会生活，以及在西方教会分裂后其它的经验，也使改革宗的各教会团体受到启发，继而在其内也产生了类似的兄弟友爱和服务的团体。

隐修会生活，以及在西方教会分裂后其它的经验，也使改革宗的各教会团体受到启发，继而在其内也产生了类似的兄弟友爱和服务的团体。

从1920至1954，共有150位高隆庞传教士为中国服务。1950年代后，高隆庞修女们留在香港从事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

绝望之余，他准备去多芬的路维斯朝拜圣墓(圣若望弗朗西斯瑞吉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上路了，沿途乞讨，这也许是受到了他曾听说过的本笃若瑟拉巴尔的事迹鼓舞。但是别人把他看作一个贼，而拒绝向他提供食宿。

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

早在19世纪，比利时的传教士就来到了集宁地区，修建教堂，传播教义，当地的教堂就修建于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