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最初跟随耶稣外出传教的门徒，还有一百多年前，从遥远的荷兰来到中国（永平）唐山的传教士的使命相同，我是继承他们的传统，不过我比他们幸福多了，毕竟我都是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地方服务。

那段时间，（耶稣会）长上有意让我去哈佛大学念历史，可我很着迷于利玛窦、汤若望这些传教士把西方科学、文明带到中国来的历史。

教会在过去的神学研究上面，统一都是从希腊哲学或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理解神学，来认识天主。

对阿根廷人来说，人们会告诉您中国在遥远的西方而不是东方吧。利玛窦对您意味着什么？教宗方济各：对我来说，中国始终是伟大的一个参照点。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不只是国家，她有着伟大的文化，有着取之不尽的智慧。

他在书中写到：这位革命领导人对西方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优劣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

我的朋友伯多禄及家人是我在牛津的老朋友，在这放纵不羁的西方社会里，家庭普遍受到冲击，而他的家庭因得到主业团的完善培育及无限的支持和激励，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1863年，上海佘山耶稣会会长鄂尔壁神父出资买下了佘山的整个山顶的山的南坡，并在半山造了一所住院，内设一小堂，原是作为传教士们休养疗病之所。

这就是伟大的传教士们做过的工作。我此时想到西班牙耶稣会士塞贡多·略伦特（SegundoLlorente，他在美国阿拉斯加传教四十多年，曾是该州出任美国国会的代表。

在中国传教的法藉神父经常与小德兰通信，小德兰熟知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与处境，“为在华传教士祈祷”成为小德兰每日必行的功课，她的许多小补赎也是为中国做的。

前有诸圣宗徒，后有世世代代的传教士，他们前仆后继，豪情满怀，不懈追求，传讲福音，宣扬救恩。鉴于此，我们要坚持圣道，喜乐福传，以展示新时代基督徒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