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是各国朝圣团共同举行浩大的圣蜡烛光游行，公念玫瑰经，为世界和平祈祷。身临如此浩大的场面时，心情不止激动，而是全身心的震撼，言语难以表达。

我们甚至经常听到有人公开骂脏话。礼貌和感谢的能力被认为是软弱的标记，有时甚至被视为胆怯。这种趋势在家庭生活中应当被遏制。在感恩和谢恩的教育上我们绝不让步：人性尊严和社会正义，二者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一边还有拉丁文，碑铭周围环绕着玫瑰花，墓碑的顶端呈拱形，有一个龙纹缠绕的十字架。墓碑后面，利玛窦的坟茔呈棺形，由青砖搭就。墓碑、坟茔中西合璧，和谐自然。

白氏夫妇都是公教徒，但我们在一起谈得更多的是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他们对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所持的开放和开明态度令人欣赏和敬佩。

例如公理会、浸信会、卫斯理会等。十九至二十世纪，新教又开成许多新建教会，例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摩门教、救世军、耶和华见证人、五旬节会（方言会）等。

他每天清晨，念完早课玫瑰经后，喜欢到沿河公园里的空地里，打几套太极拳，什么白鹤亮翅、独立打虎、双峰贯耳，倒也像模像样有声有色，大可吓唬吓唬不懂的人。

简言之，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全能的天主父，我信三位一体的真天主，我信慈母般的圣而公教会。这些天，我也常常想起已是七十五岁的长者亚巴郎。在听到主对他的召唤，“起来！走！”

宣讲福音绝不可裹足不前，将自己封闭在办公室里、书桌前，或是电脑前，像个“键盘侠”那样争论不休，把从这里和那里得知的想法“复制粘贴”，借以取代宣讲的创意。福音是通过移动、行走、行动来传播的。

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第三个千年黎明的标志，不在是宗教迫害，也不是什么神学性的争论和分裂。

第二，所有外来资助，悉数用于教区恢复、建设之公需。不惟如此，就连国际国内很多人向他求弥撒之献金，他也是与每一位神长均分，而他自己的一份，不是资助贫困教友，就是献与教会之建设公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