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晚饭前我和朋友与两位领导玩牌，结果我们输了一局，愿赌服输，乖乖一个人拿出100元，晚上买零食。第二天，我和朋友大获全胜，那两个领导却拍拍屁股走人了，毫无赧颜之色。我和朋友面面相觑。

1991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首次向菲律宾保禄六世礼仪学院派出了第一批两位神父，接受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进修（7至10月）。其中的一位就是来到我们中间的姚顺神父。

并由张、杨两位会长带领10余福传员，经过整修，厨房、茅厕全部修好。陈映林老人感动不已，颤声说道：我活了80多岁，从未见过这样的好人。随后，福传员给他讲了不少教会要理，并赠送他一些教理书籍。

另慈济功德会董事长杜俊元、法鼓山果东法师、一贯道等各宗教代表，及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高雄市长陈菊等人都出席；远道而来的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香港两位主教，也来送别。

他特别是对两位异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可敬的前任教宗、天主之仆保禄六世，在一九六七年已宣布过信德年，为纪念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以殉道作最崇高见证的一千九百周年。

当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时，凌风神父和其他两位神父主持的弥撒正在进行中。已是90高龄的边神父以及王神父和我们几位教友赶紧跪在后面参礼。

随即发现圣物室的对门还有一间房子，里面似乎有人说话，于是我走进了这间房子，里面坐着两位大约三十岁上下的女士（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修女，姑且如此称呼吧）。

那晚分享后，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餐馆，北京“红树林支持组织”的主任李想小弟兄与另两位弟兄和我坐在了一起。用餐过程中，他们互相照顾，彼此夹菜，但从来不给我。

这倒使我想起巴盟教区也出现了两位教友，是全国林业劳模，似乎也是当然的了。这还不是传教士文化工作本土化而又化了本土的范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