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与教会同心同感46﹒就教会是一共融团体的教导而言，献身者同样身负重任；梵二大公会议非常强调这一点。

当他们向安提约基亚的兄弟们告知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做出的指示时写到，“圣神和我们决定”。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是上主每天让“得救的人”加入到团体里，而不是靠人的说服努力。现在和那时一样吗？

老主教在陶成培养接班人上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大公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中青年司铎神职人员的人生信仰追求和奉献服务。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他来到博舍的那一天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日（1965年12月8日）。后来，在他们的生活感召下，有更多的青年男女加入了这个团体。

天主没有让我们的救恩从天直接降落，像某某人出于利他主义和虔诚从自己的富裕中去赒济别人似的。基督的爱是不同的！

世俗化是现世价值的绝对化，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主导当代青年人的思潮就不奇怪了。中国天主教会属于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受到中国社会世俗化风潮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只有这样，国际政治所必须具有的现实主义，才不致屈从於犬儒主义和全球性的冷漠之下。对国际社会来说，交谈和协调是必须的，也是明确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