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尼表明此行的三层意义，首先是关怀生活在伊拉克和该地区的基督徒，其次是跨宗教对话，最后是探访苦难中的伊拉克。

“透过接触外乡人、移民、难民的差异，以及能从中获得的跨文化对话，使我们作为教会能有成长的机遇，并相互得到了充实。

“这就是说，教会与当代世界在对话中相遇，与当代世界对话，但每天都与上主相遇，与上主交谈，让圣神进入，祂是福传的主角。没有圣神，我们只能为教会做广告，而不是传福音。

大部分传教工作实际上是促进人文的项目，同时也包括文化研究和宗教间对话。

不幸的是这篇重要和富有学术价值的演讲却被媒体断章取义，只强调中世纪基督信仰与伊斯兰之间的微秒对话关系，竟而引起伊斯兰教世界激烈的抗议。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教宗劝勉专家和明智的人谨慎小心对话，寻找可行的发展模式，在尊重生态的平衡之下，保障整个人类的益处，提供正确的评估，不能抱着意识形态草率下定论。

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寄予厚望，它应该可以更深一步地与西方的思想对话，并且有所作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学者总结美国和平队的经验，主题就叫做美国文化的新边疆。

双方还需要在取得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对话，耐心地一一解决尚存的棘手问题。双方几十年来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奢望一夕之间就全部解决。

因此，这次研讨会我们将“宗教对话”、“新地缘政治与宗教关系”，“新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普世教会关系”等作为主要话题来讨论。

因此，这次研讨会我们将宗教对话、新地缘政治与宗教关系，新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普世教会关系等作为主要话题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