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黑人女星乌比·戈德堡、美国第一个宇航员约翰·格伦、已去世的德肋撒姆姆以及摩纳哥大公兰尼埃三世在内的各界名流都曾写信对这个节日表示支持

再者，「梵二大公会议论及敬礼自由、良心自由，但有些天主教徒并不接受；连我们天主教徒都有这个问题」。同样地，「穆斯林弟兄姊妹在良心上也有所成长，而有些国家并不明白，或者不同国家的成长各有差异」。

300多年之后，1962———1965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对礼仪改革、天主教本土化、本色化，才达成了全球共识。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对普世教会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八七零年梵蒂冈大公会议讨论中国代牧问题时涉及了成立中国籍修女会的问题。经过两年半的慎重考虑和积极筹备，并在仁爱会修女的大力协助下，北京教区若瑟修女会于一八七二年正式成立。

下午，在圣若瑟堂举行大公运动会晤活动。四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教宗将与司铎、修会会士一起在圣帕特里克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圣祭；下午，与青年和圣若瑟修道院的修道生见面。

教宗又指出：“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的最大失望之一，便是我们都经验到的不同团体小组之间、不同年代的人之间、以及修会家庭内部之间的彼此分裂。

然后，这位总发言人列举了研究小组探讨的议题：大公合一的旅途；天主教东方礼教会与拉丁礼教会的关系；穷人的呐喊；主教的服务；司铎、执事，以及与天主子民的关系；同道偕行的培育；数字领域；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世界主教会议机构的功能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刷新了教会。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外籍会士占40%，所以算是很国际化的一群人，充分显示「大公」教会。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提到堂区「把分散的人力统一起来，投入教会的总体内」(《教友传教法令》10)。堂区是信友团体成员团聚和互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