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方与东方的对话与和平、基督信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对话与和平、地中海两岸的对话与和平，是此刻最为适合时宜的课题，也是历史、地理、政治和宗教上的需要。

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和西方古典歌曲完美结合和谐共鸣，倾诉着对圣母妈妈说不尽的热爱。

随后，德蒂弗勒神父指出：“毫无疑问，有必要区分教宗的职能，他是罗马主教，是拉丁教会的领袖，因此是西方教会的首席主教，但他也为所有教会的共融服务。”

使福音传入这个国家的首批使徒正是平信徒，在没有传教士的情况下，人们认识了天主圣言，信友人数日益增长，这种情况很独特。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文治致和主教及其教会同工，以及遍布中国的其他西籍传教士利用其中立国和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周旋，对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各种救援。

利畸神父（台湾史书译李科罗，VictorioRic-ci）是多明我会来华传教士。在华期间与郑成功父子交往甚密，曾作为郑成功的使节出使马尼拉，留下了一段中西交流史的佳话。

他说：孔维铎总主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他的精神全然奉献在传教上。因为传教士，特别是指那些完成耶稣的命令，将福音带到普天下去的人，去宣讲天父爱我们，去使世界成为一家。

1901年由方济各会意大利传教士翁德明主教修建长沙市天主堂（圣母无原罪堂），为仿哥特式建筑，由教堂和七层22多米高的筒形钟楼两部分组成。钟楼高69.53米。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圣言会愿意把这所会院作为本会所有传教士接受培训的地方。这段培训期为4到6个月，使他们再次焕发传教的活力。除了灵性生活的更新外，传教士们也要按照梵二的精神，更在神学上跟进。

植物园用楼由于当日的山林均为荒山、柴山，教会的传教士们计划栽种5万株各类植物，进行改造和研究。清咸丰四年（1854年），童文献教区长种了近500株葡萄树、2000株漆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