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修院院长是富施公，副院长张维笃，修院根据当时教育局的要求，聘请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生刘大洲、刘洪训、张庆福等人做教师，教材与社会中学课程一样，此外还增加了教理课和拉丁文。

泰泽已故的罗哲院长在他的一份信中呼吁到：“没有爱，基督徒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基督徒的爱，就是因为我们是由“爱的天父”所生，在圣神内，将主耶稣对人的爱带给周围的人（若一5:1-6）。

而青龙港北首也在嘉庆八年（1803）开办了一座修道院，其中有陆姓和沈姓两位修士晋铎后，往河北、蒙古、朝鲜等地传教，青龙港也成为了天主教信仰输出和引入的枢纽。

那时候，我在一座修道院举办启发福传活动。那一周，由于多种因素，我只能在黄昏时讲授一些课程。我向一位弟兄发泄内心的懊恼：和你们共处的一周，我没做什么。为此，我万分过意不去。

其间，修道院的修生们每年至少有两次到圣母神乐院去看望神父、参与弥撒，而且修生们还会单独在教堂里唱圣歌。

安神父不再担任修道院神师，重回清河传教，和安神父见面的机会便少了。同是在那一年，张元绰神父不再担任鱼台本堂，被主教调回教区担任理家神父。那时，教区修院刚成立不到两年，一切都有待完善。

接着杰拉尔在泉州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有修士22人。孟高维诺在华宣教30多年，共为30000多人受洗。

那一年，您拄着拐棍，来包头会见您的老同学范路易神父、姜立人神父和修道院教过你的李德信老师，商讨牧灵大计。

我做了最后的决定，准备去修道院读书修道时，去见他，要请他写封推荐信。

一次在与那位德高望重的冯院长交谈时，我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这位有口皆碑的主任医师，略带忧虑而又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各人病，各人害，谁也不能代！倘若说到性命攸关的事，她才是我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