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提到，当年利玛窦主张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天主教进行本地化适应。

过去几年我们提供过一些大家关心的讨论题目，如交通工具与福传、婚姻家庭、圣像本地化等。一些读者做过热烈的讨论，但参与者不多，没能深入展开。

不过，两个教区在此前即有所往来，例如，他们的两个修生被派往香港进修神学，而一位香港教区的神父则担任北京教区修生的灵修导师。可见，他们希望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恢复联系并非偶然。

利玛窦福音文化化、福音本地化的传教之路得到普世教会的肯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不朽的价值。

利玛窦若不是主张礼仪本地化，若不是从研究中国的儒家文化入手，实行中西文化结合，断不会有中国教会的今天；诺比理神父若不是研究婆罗门文化，并把天主教义融入到其中，也不会使印度那么多人皈依基督。

虽然耶稣会与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但大公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及福音本地化的进程缓慢，基督福音至今还没为多数国人所认识和惠及亿万华夏同胞。

牛树青和马大超神父一个教唱一个伴奏真是配合默契，领导教友们由衷地唱出赞主的歌声；礼仪小组活动室内，教友们在负责教区礼仪活动的田愿想和赵奉献神父面前畅所欲言，分享和交流对弥撒礼仪的看法、观点及探讨弥撒礼仪本地化的问题

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推出了恰中时弊而又谦称为“姑妄言之”的《新时代的中国教会》一书，语重心长地谈了梵二精神与本地化的卓见，谆谆告诫青年神职，“切忌世俗化，祈祷要当家”。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1945年晋铎，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主教任内致力于办修院、落实教产、修建教堂、创办光启社等，功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