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教区万主教（德国）为救助爱国将士亲自到日本驻青岛领事馆谈判，王庄教会圣母医院保护和治疗的八路军伤员不计其数，因此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两座教堂现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告急，真正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抗战疫情的种种画面令世界动容。

由于德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唯有辅仁大学继续开办，并一直到抗战胜利。由于辅仁大学是北方沦陷区唯一一所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教材的学校，也是唯一一所为国民政府所承认的高等学府。

学校设一至四年级复式班，学生40多人，其中近半数是教友子女，少数为堂区内的渔民子女，膳宿在校，抗战爆发后停办。在抗战时期，综合大楼被日军焚毁，仅存教堂。抗战胜利后，由陈秋棠神父重建综合楼。

全村200余教友，提前10日逃往洞儿沟，幸免于难，唯独康德和之妻，甘愿为主牺牲。同年7月9日，该村在太原总堂服务的26人，一道为主捐躯。

1937年抗战爆发，马相伯在上海组织“不忍人会”，影响了雷鸣远神父，招募志同道合之修士与教友，前往抗日最前线，救护抗日的伤病员。1938年上海沦陷，马相伯应李宗仁与冯玉祥之请，迁往广西桂林风洞山。

抗战期间，修院开办育婴堂，地下室还开设诊所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黄修女接着为大家讲解了道明修女会的历史沿革、修女会精神，以及玫瑰圣母、玫瑰念珠和9种祈祷方式等内容，学员们通过修女的介绍分享收获颇丰。

八年抗战，这个小堂区就有数十名天主教徒为民族大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穷凶极恶的日寇对这里的神长教友和村民恨之入骨，进行一次次“扫荡”，将教友和村民赶入教堂屠杀、焚烧。

直至抗战胜利，其父来天津为女儿恢复真面目。当时姐妹俩的身世，一时传为佳话。

学者们希望能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宗教界人士在抗战中的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通过研究重新评估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