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神父6月3日刚刚调任都匀市本堂，并管辖瓮安县、福泉市、三都水族自治县、独山县、荔波县共六个地方，是黔南州的东半部，西半部由来自河北的李利民神父负责。

李立贞的女儿是“中华圣母会”的修女，她在这里感受到了教会大家庭的温暖，感谢天主能住在这样一个老人院。她说：“修女们不仅把我们的肉身照顾得异常周到，而且也特别关心我们的精神层面。

你们要遵从这特别恩宠之年的呼吁，每日要怀着首祭时的喜乐和热诚，举行弥撒圣祭，并多次在圣体柜前停下来祈祷。各位执事，你们为圣言和祭台密切服务，谨望你们在这年主宠满盈。

笔者曾访问过已故的石家庄教区副主教李保存神父，他提到：日本人进入总堂后，说找国民党兵，但日本兵不正经，去修女院、圣婴堂、养老院瞎闹，夏神父、贝神父出来阻挡，日本人就把他们锁到门房。

(Shanghai:T’useweiPrintingPress,1927),Pg.43]故此，虽然名义上称之为修院，但实际上也只是李神父以师徒制方式教授学生。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徐光启之后，中国人李天经和传教士罗雅各（JacquesRho，1590－1638）、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以及后来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22]周学健语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李著不慎将桑及其同事误当作耶稣会士，将黄安多和谈方济误为多明我会士。

在3年半以前2007年12月7日，北京教区李山主教派遣我从已经在南堂主教府工作了10年零7个半月时间的我本人离开宣武门，走到深圳经济特区，那个时候也许是我属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当时我本人心里不舒服。

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