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尼引用教宗当时在飞机上的发言，指出教宗遇见了「二战后最大的人道灾难」。那次旅行的回程，教宗带了一群难民同行。

枢机提及，如今许多的老人是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不久出生的，他们在孩童时期就已遭了罪，他们很多人只渴望善良与和平。因此，他们很多人扮演了亚巴郎的角色，祈求上主拯救世界。

教宗强调：他由于在暴力反对圣职人员的高峰时期穿修士黑袍而被判有罪，他以天主的名义高声谴责二战后的屠杀行为。然而，对耶稣的信德打败了世俗的精神！让我们为这位年轻的殉道者、英勇的福音见证人感谢天主。

《圣保禄医院历史足迹》的内容分为四章：医院创始（1898-1945）、战后复苏（1946-1976）、高速发展（1977-1998）及迈向第二个百年（1999-2018）。

战后重建的历史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婴儿潮，就无法重新出发。而今，由于疫情的缘故，我们现在也处于「重新出发」的阶段。「我们不能跟随短视近利的成长模型，似乎只做一些紧急的调整就能为明天做准备。

亨利‧萧是公教进行会和基督徒家庭运动的成员，并在阿根廷主教的鼓励下，与其他企业家组织了对欧洲的战后援助。

战后圣体交还圣堂，神父惊异地发现每一个圣体都发出一个光明皎洁的玫瑰色光环。他们都认为此胜利和此发现天主的力量与光明，而赞美天主。

周处杀死猛虎之后，又跳入水中与蛟龙搏斗，连翻带滚忽浮忽沉，游了几十里，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后，人与蛟都销声匿迹。大喜过望的村民为“三害”尽除奔走相告，热烈庆贺。

虽然如此，在战后重建工作中最值得庆幸的是，曾被战火摧毁的方济各会的神学院又重新启用。

战后，他返回大学，在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攻读哲学，194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且获得了英国大学哲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