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香港教区逐渐放弃和停止委派神父和修女到大陆照顾（香港）殖民区以外的宝安、惠阳和海丰等地的教友们。随着最后一批香港教区神父于1952年从海丰返港，香港教区与大陆一方的教务联系彻底中断。

王科力：您一直呼吁宗教立法，据您了解，现在的宗教事务部门和统战部门、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刘澎：现在官方并没有对宗教立法问题的公开表态，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公开讨论过。

张志敏认为，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引起意识形态和生态的变化。

正义要求每一个人的尊严得到承认，然而，没有受保障并且实际生活出的宗教自由，人的尊严会残缺不全，受到侵犯，陷入偶像和非绝对之好事变成绝对化的危险，这一切都令社会陷入政治和意识形态专制独裁的危险中。

（四）违法乱纪邪教新天地肆意在各地的高校、社区、正规教堂公然对抗政府的的法律法规，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派遣高级卧底长期对各地进行渗透、蚕食、操控。

如果没有或明或暗的，或近或远的，当下的或将来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军事的或意识形态的等等敌对力量，国界就不再必要。国家作为一种最高主权的现实和实体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处于一种建立在敌友假设上的战争状态内。

正义要求每一个人的尊严得到承认，然而，没有受保障并且实际生活出的宗教自由，人的尊严会残缺不全，受到侵犯，陷入偶像和非绝对之好事变成绝对化的危险，这一切都令社会陷入政治和意识形态专制独裁的危险中。

教宗方济各像一个先知者一样，唤醒了圣言的力量，禁锢它的不仅是抽象模式，还有那些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仇敌。作为教宗，他积极鼓励并促进有关人士间能够互动和对话。

从理解政教关系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此奠定了西方至今三百年间的政教格局，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理清，否则，中国教会，无论是罗马公教系统，还是新教诸宗诸派，都会出现边缘化状态的附属现象，而中国政府也会按照国内民政事务和意识形态事务来封闭式管理

何光沪先生的发言非常精彩，首先阐述了导致中国信仰荒芜的基本历程，随后又针对过去意识形态教育对基督教历史的歪曲印象给予了澄清，如一神教的排他性问题和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