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可能时，使人口的集结与政府的机关及社会制度符合，这样形成有机的组织。爲此每个教区的地盘必须是连续的。在环境许可下，亦宜遵照国家分区的界限，及人民与地方的环境，比如心理、经济、地理及历史的因素。

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由1亿5000万增加到2亿5000万。面对这样庞大的人群，少量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传教士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40]。

梵二的《教友传教法令》这样说：事实上，人口的膨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密切，不仅扩大了教友从事传教事业的领域——大部分工作只有教友可以做——，

70.通常来说，如可能，应让一位堂区主任只负责一个堂区的牧灵工作，「但由于司铎短缺或其它情况，可将数个邻近的堂区委托同一堂区主任管理」，例如，「其它情况」可包括地域狭小或人口稀少，以及相关堂区接壤毗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