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视教会如同战争后的一所战地医院。问一个重伤员是否有高胆固醇和高血糖毫无意义！他的伤患必须得到医治，然后再谈其余的一切。医治伤患，治疗创伤……必须从低层做起。　　

这份讯息写道：战争和冲突、政治不确定、移民和生态挑战，以及物质和精神匮乏都触及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每个人的生命。然而，这些危机也带来希望。

教宗提到处在战争中的青年、被剥削和遭绑架的青年、被卷入人口贩卖和成为性奴隷的青年，表明教会不能不为她这些年轻子女的悲惨处境而哭泣（75）。

100年前时间的年轮到了20世纪，离我们最近的这100多年—20世纪初期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局部及世界性的战争接连不断，教会在乱世中生存却从未停止自己传播福音的脚步，这个时候教会更为重视知识文化教育对人灵的益处

认出希望的标记教宗进而谈到天主在现时代施展作为的标记，其中包括圣若望保禄二世指出的接纳和维护人类生命的举动、传播反对战争和死刑的敏觉力，以及对生活品质和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

面对祢的声声呼唤，我们没有停下脚步；面对世界各地的战争和不义，我们没有苏醒。我们没有聆听穷人的呼声、病入膏肓的大地的呼声。此刻，我们在惊涛骇浪的海上恳求祢，说：「主，求祢醒醒！」「为什么你们这么胆怯？

第二，借助重新审视整理在华外国传教士的人道主义救助活动及其他们给罗马教廷、各修会的报告和档案，他们个体的书信，来补充和增加对于日本侵华战争这方面罪行更为全面、多元的一些历史证据。

我马上联想到和穷人攸关的亚西西圣方济各，接着我又想到战争，而方济各是一位和平者……当时开票程序还在进行，直到最后所有选票都开出为止。

即使是这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在欧洲社会和教会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召开，又在普法战争爆发、罗马被占的乱局中草草结束的，其对教会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的分辨与指导几乎乏善可陈—&

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影响力较大，发动侵华战争后更希望与教廷发展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