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教授在“正定教堂惨案暨宗教在战时的人道主义救助”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 Speech of Dr.XuYihua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各位同工、同仁、同胞、同事、同学；

上午好！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是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但我们基本上是出工不出力，河北师大和信德所为筹办这次会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惭愧之余我在这里对会议真正的主办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本次研讨会的意义，许嘉璐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我就不再赘言。我所要谈的，是纪念“正定教堂惨案暨宗教在战时人道主义救助”的学术意义。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正定教堂惨案”和以文致和主教及其西籍教士所代表的人道主义救援事业，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开了当前国际关系中大规模人道主义救援、“保护责任”、“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以及“多轨外交”等实践和理念的先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文治致和主教及其教会同工，以及遍布中国的其他西籍传教士利用其中立国和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周旋，对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各种救援。西籍传教士抗战时期在中国设立的各种难民营、庇护所和安全区的实践，此后还被国际社会视为模板并被纳入国际法律文件。虽然中立国国民的身份最终并不能保住文致和主教及其教会同工的生命，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遗产。中国基督宗教史的国际学术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从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角度来看，正定教堂惨案及其基督教会在抗战时的人道主义救助实践，有可能为重写中国基督宗教史或构建中国基督宗教史“新宏大叙事”，提供了资料和实例。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会的总体表现，是中国基督宗教历史上的一大亮点。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在较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曾先后发生过三次。第一次重大“结合”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革命组织中就有不少基督徒；第二次重大“结合”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此期间基督教会可以说与中国人民的进步（抗战）事业发生了更加全面和整体性的结合。第三次重大“结合”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前二次不同，50年代初 “三自爱国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不仅使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组织机构和经济上在中国自主自办自养的基础上得以重建，而且使基督教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督教会经此重大变局，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人民的社会团体。

最后谈一谈所谓“洋教”问题。长期以来，基督宗教在我国一直被民间和官方指为“洋教”，意指作为舶来宗教，基督宗教在中国水土不服，且为洋人和外国差会所实际控制。这便使我想起了另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旧中国积贫积弱，百姓体质羸弱，国民体育运动成绩自然不佳。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每当开一次大型运动会，媒体就会宣称我们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黄浦江、长江、东海乃至太平洋去了。问题是这顶帽子一次次被扔过后，什么时候又被一次次重新戴上？我在复旦国际政治系的一位老同事和老领导曾经指出过这种反复“摘帽”和“戴帽”的逻辑错误，但从中也可见改变国民和社会印象的困难。

一个教会的政治和民族属性应该是衡量该教会是否为“洋教”的最根本的标准，而仪式、神学和文化结合度等则是非本质性的次要标准。正如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是该国独立自主的根本标志一样，尽管该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对前宗主国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甚至是较长期的依赖。除此之外，宣称基督教为“洋教”，也否定了基督教的超越性和普世性。因此，国人尤其是基督宗教界人士没有理由再用“洋教”来称谓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基督教，尽管努力与中国文化更紧密的结合是中国基督教的一项恒久的使命。

我的话完了。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201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