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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本地化暨中国化”研讨会开幕词


2017-04-01 15:42:43 作者:沈斌主教

尊敬的部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朋友:
    由天主教江西教区、河北信德文化学会、上海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所、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共同举办的“利玛窦与南昌:天主教本地化暨中国化研讨会”今天终于开幕了,政、学、教三届的领导、学者和教会同仁欢聚一堂,共议天主教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之道,同谋教会的中国化蓝图,意义十分重要。我相信,研讨会的举办,不但能推动江西天主教对中国化道路的探索,亦将对中国天主教徒走中国化道路有积极作用。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对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对为本次研讨会作出辛勤努力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1583年,利玛窦凭着回应天主召叫的勇气,在罗明坚的带领下,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土地。作为一名初来咋到的耶稣会传教士,他看不清前路的模样,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从今以后不再打算返回意大利,许诺生活在中国直至老死。利玛窦以他大半生在中国的经历证明,属于他的真正国度是天主召叫他前往的那个地方。
    12年后,1595年,利玛窦往前迈了一大步,到了南昌这座被他描述为“中国最美丽和尊贵城市之一”。这时,利玛窦不但在穿着上俨然是中国的“读书人”,在谈吐言行上更不亚于一流的中国士大夫。同年,《交友论》出版,一时争相传阅。南昌乃人文荟萃之地,用利玛窦本人的话说就是“人杰地灵,许多在中国各地当官的重要人物都出自这里”。在南昌,利玛窦不但向人介绍西方的人文科学,使人了解西方的理性精神,并在建安王的帮助下印行《舆地全图》,让国人大开眼界,更运用儒家的思想,表明基督信仰符合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南昌,由于利玛窦学识过人,又有优雅的仪态,吸引了诸多仕人学者,他们都以得与利玛窦交谈结识为荣。至此,利玛窦虽相貌与国人异样,却在众人的眼里,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文人。他通晓《四书》《五经》,能讲流利的国语,还上通天文下懂地理。
    三年后,利玛窦离开南昌,往北京去,开始新的福传旅程。今天在利玛窦离开南昌约420年后,我们汇聚于此,沿着利玛窦等福传先躯在南昌走过的足迹,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宗徒”的伟大事业,不忘利玛窦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初心,共同探讨一条适应中国当今社会文化的教会发展道路,其意义不言而喻。如何从利玛窦当初的出发点再出发,如何在四百年后再看利玛窦的“适应”路线,如何联系中国天主教在今天中国的实际,践行习近平主席有关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精神,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每位研究者面前的任务。沿着利玛窦路线再出发,我觉得有些关键方面需要我们去反思。
    首先,利玛窦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据《利玛窦札记》记载,初入中国的利玛窦确实从内心欣赏中国的政治制度,他觉得由文人治国的制理机制非常接近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要比欧洲的政治制度优越。利玛窦所到之处,他尊重地方官员的权威,喜欢与他们结交谈心,致使很多官员最后竟成了他的知己。利玛窦的这种做法不但使他赢得了诸如南昌建安王这样的王候,更争取到了像徐光启这样的朝廷重臣。利玛窦常常对当政者说,他来中国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祈福,为皇帝祈祷。利玛窦这样做,在当时和后来的传教士中,并没有争议,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偏离了自己的福传使命。在利玛窦看来,首先让统治者接触和认识教会宣讲的真理,取得当政者的理解和支持,是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福传路径的必须步骤。虽然说教会不应也不能利用任何政治势力来传播福音,不管这势力是西方外来的,还是中国本土的,但这并不等于福传不应面对传入国的国情和政情。相反,一种凭靠福音力量本身的福传更得深入这种国情和政情。在这点上,利玛窦在南昌的福传做法,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得要的启示。
    其次,利玛窦有很高的文化自觉性。传统中国的主导意识并非是宗教,而是文化或者说人文教化。在考查中国人的各种方式时,利玛窦更喜欢用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而不是像在“礼仪之争”中有的修会传教士那样,对所有的事情都倾向于用宗教的视角看。到南昌后,他首先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著书立说,依据中国的文化经典对天主教的信仰进行新的表述。他在札记中甚至写到,在南昌这个文人发达的地方,传教士不宜一上来就建设教堂那样的礼拜建筑,而应以书院的形式来开设学堂。教堂作为祈祷和举行圣事的场所当然重要,但强调教会的文化性格,突出教会的人文面相,把教会事业与文化事业密切结合起来,达到以文传教、以文兴教的目的,却是天主教信仰面对文化中国的深刻洞察与创新,也是利玛窦作为一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的担当。假若利玛窦当初在南昌的想法和做法为后继者所沿习和实行,那么,天主教今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份量和位置可想而知,或可与佛教或道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天主教的中国化,不但是建设一些具有中国文化无元素的教堂,创造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圣乐艺术,而且更是扩大天主教信仰的中国文化含量,增强天主教对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性,通过寻找宗教与文化的互动共生,来推进和加深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第三,利玛窦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利玛窦吸引国人的不仅仅有他的文章学问,更有他的高尚情怀和道德修养。还在韶州时,利玛窦往地遭遇盗贼,当官府重判这个被捉拿归案的犯人时,利玛窦却为他说情,求官员免除对他的处罚,利玛窦的这种行为令当时的国人大为不解。在南昌,当南昌人知道利玛窦不会撒谎,也从来不想撒谎时,也十分的诧异。为此,利玛窦在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信中说,教会信仰的基础就是让人相信传道者的话,如果人们知道传教士不会撒谎,那么,他们就更容易相信他们宣传的教会道理。教会的道理果然是救世利人,劝人成圣,但如果宣讲者和信奉者的心灵不首先是圣洁的,不首先是高尚的,人们自然要怀疑宣讲者宣扬的内容。中国历来称为“礼仪之邦”,道德君子之地,教会的宣讲及宣讲者自然负有成就这一伟大传统,使之发扬光大的任务。况且,教会因着自身的信仰,更当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怀,为社会大众作“盐”作“光”。如今,向小康社会迈进的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有中国人的传统德性,也有人类社会的普遍道义诉求,更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这些新气象,中国天主教难道不应不断地回到利玛窦的福传探索,回归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吗?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走中国化的宗教发展道路,将是这一时期摆在中国天主教面前的重大课题。利玛窦在中国的福传经验、他在南昌留下的福传足迹,将成为我们教会向前发展的宝贵资源。我们今天汇聚在这座拥有光荣传统的城市,探讨中国天主教在当今社会的发展问题,特别分享当今中国教会在福传、礼仪、牧灵方面的本地化思考。我相信,这将是一场非常有意义和富于成果的会议。现在新的一届“一会一团”正通过各种途径密切与地方教会的关系,以更广泛地凝聚和焕发整个中国天主教的活力。我认为,有关天主教中国化的课题,不但要汇聚教会内方方面面、各个层次的智慧和力量,也要借鉴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见解。此外,天主教的中国化道路,这不单是一理论的题,更是一实践的问题。但愿本次研讨会所出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应用到当前牧灵福传的实际工作中,以推动天主教中国化的进程。
    最后,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本文标题:“利玛窦与南昌:教会本地化暨中国化”研讨会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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